成功的定义有千万种，但无论从哪个维度衡量，“回县城做煤矿工人”这个选项，都会被率先排除在外。
然而2025年春节刚过，27岁的高跃忠下井了。
一年多以前，他更熟悉乘坐全镜面电梯上升，抵达写字楼的高层。那时他还坐在济南宽敞的大平层办公室，手握本科学历，在互联网大厂做销售，享受过万的月薪和组内销冠的名号。
但在2025年年初，他决定先停一下，辞职，回到老家山西吕梁柳林县，做个普通矿工。从每天搬运上百斤煤泥灰做起，远离信号和电子设备，接受飘荡的煤灰和机器的轰鸣。没有时刻盯着手机的必要了，活儿来了就要去做，任务总是单一而具体，工资固定几千元，没有升职加薪的许诺，自然也没有加班、竞争、绩效和指标。
这段经历被他整理出来，不定期更新在个人微信公众号上，收获了近50万的阅读量。近500个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给他留言、发私信，他们有着类似的处境，想要寻找一个确切的答案。
对高跃忠来说，他的答案不算完美，但也绝不是失败的退场。他只是想在27岁，小小地掌控一次自己和生活。
高跃忠准备下井。受访者供图
“应该”之路
猴车来了，缓缓滑到高跃忠面前。他瞅准时机，抓住面前冰冷的竖杆，一步就跨上了那个狭小、冰凉的铁皮座椅，上面还挂着煤灰。他双脚搭在下方支架，猴子一样攀在车身上，头顶两根大拇指粗的钢绳发出嘎嘎响叫，猴车晃动着往深处下降。
熟悉的电子女声响起来，在空旷的巷道里带着回音，一遍遍提醒高跃忠和工友们：“前方到站请下车”。他们将抵达距离地面400米左右的一处下车点，也是高跃忠的“工位”——一张猴车控制台、一把金属椅和一个消防沙箱。
这里环境还算不错，依旧是宽四五米、高七八米的拱形隧道，地面铺了一层光亮的瓷砖，倒映出头顶的灯带，让周围更亮堂。
11月的山西，气温已经降到个位数，为了通风换气，风筒还是不断送进气流，这让井下温度更低，高跃忠套了三四层厚衣服，身上有些臃肿，有的工友穿了两层厚袜子，依然无法阻止冷气入侵，于是几个人默契地双手揣兜、双脚并拢，兴致勃勃地凑在一起闲聊拉话，从俄乌战争到为什么和对象吵架，先把氛围带动起来。
高跃忠给他们贡献了不少话题，讨论最多的就是这个架着眼镜、文质彬彬的年轻人，为什么想不开到煤矿工作。
“在大城市工作多好呀。”一个工友带着向往的眼神看向巷道，仿佛尽头就是高楼大厦，他说那里应该有洒满阳光的办公室，等自己的孩子长大，就要在那样的地方工作，而不是下井，在阴冷潮湿的地下，冒着关节疼痛、煤灰进肺和矿井垮塌的风险，跟外界隔绝。
他们不止一次劝面前这个不知好歹的新人，赶紧离开，年轻人就应该在外面闯荡，但高跃忠不为所动，第二天、第二个星期、第二个月，还是照样出现在煤矿。
高跃忠所在的矿区一角。受访者供图
同样的话，高跃忠早就听过。
他父亲就是个矿工，总是在喝完酒后醉醺醺地拉着儿子念叨：“你以后千万不要像我这样下矿。”母亲杨晓丽送他读书、为他选专业，也是想让儿子出息，别走他爸的老路，成为一个“受苦人”。
“有本事的人都在外面，没本事的才会来煤矿。”周围人大都看不起它，尽管这是在山西中部的柳林县，一个80％以上土地下都含煤、兴衰都与煤矿紧密相连的地方。
27座煤矿分散在柳林的山洼间，煤矿集团的触角伸进医院、学校、房产、加油站，大街小巷都带着黑色的影子。高跃忠家门外就是一座跨江大桥，运煤的火车每天都要从桥上疾驰而过，震得房子也跟着轻晃。
每晚10点之后，县城陷入沉睡，私家车只剩零星几辆，街道成了半挂车的领地。等待出发的停靠在路边，装满货的则以七八十公里的时速呼啸而过，落叶打着旋飞起来，半挂车盖着帆布，仍有细细的煤灰飘下。
不像他待过的那些大城市，高跃忠觉得那里生活的人说话轻声细语，搭乘扶梯也只礼貌地站在右侧，给赶时间的人留出通道。
他想起大学时自己去上海，第一次坐地铁，看列车往不同方向疾驰。青旅的老板娘穿着电视剧里才能见到的当季单品，而自己连肯德基都不会点。在东方明珠前、在巨大的立交桥旁，他突然感到家乡的落后，错落的山、狭窄的路、灰蒙蒙的天，像是被永远定格在古老年代。
夜晚10点后，柳林县街头呼啸的运煤车。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那时我才觉得，之前的世界很渺小，现在我又重新认识了一个新世界。”高跃忠崇拜城市，迫不及待想留下。和父辈们期待的一样，他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人就该朝着更上面、更亮堂的地方去。
不自觉地，他被一堆“应该”推着向前：应该留在大城市，应该追逐高薪，应该在竞争中胜出，应该用业绩证明价值。
2020年刚毕业到天津做房产销售时，他才22岁，在酷暑戴口罩、穿西服、打领带，给客户撑伞、买水、准备鞋套，满头大汗地爬楼；电动自行车没电了，他就边推边跑，脑袋里还在琢磨说辞。后来他换了其他销售工作，内容不是他喜欢的，但为了赚每月1500元的提成，他坚持打满300通电话，对面感觉受了冒犯，毫不客气地回应：“跟你说了不要再打电话，你听不懂人话吗？”他赔着笑脸道歉。
挫折似乎成了他的养料。4年辗转了4个城市后，他掌握了城市生存法则，随时能讲一口顺畅的普通话，学会拿捏对话的节奏——什么时候应声、什么时候停顿、什么时候保持微笑。打扮少了土气，镜子里的自己领口整齐，头发被灯光晃得隐隐发亮。
这期间，他到济南一家头部互联网教育机构，做课程销售。
那是线上教培机构野蛮生长的阶段，不用加班且工资过万是常态。办公室亮堂热闹，打印机的热气、同事的笑声和键盘的敲击声混在一起，每晚十点半下班，他都可以轻快地走出公司，再慢吞吞地回家休息。“当时想着，或许真能在济南买套房了。”
那是他最接近梦想的时刻。
井下生活
眼下，高跃忠和妈妈住在一幢位于县城边缘的二层小楼里。房子距离煤矿大约14公里，骑电动自行车上下班，大约需要半个小时，天冷了，他就开上6月份新买的小轿车去。
从大城市回来，像是一场失败的逃离。更让他难以接受的，是承认自己“煤矿工人”的身份。最初几个月，为了不被同学和朋友嘲笑，他不说自己在煤矿下井，只说在集团上班。一出矿区大门，他就立刻脱掉反光背心，唯恐被人看到，知道他是个挖煤的。
每天出井时他都脏兮兮的，指甲缝和掌纹都是黑色的煤尘，只能靠洗洁精和钢丝球，把粘在身上的、油腻又黏糊的煤泥灰刮掉，留下发痒的脸和起皮的嘴角。工友们则会嘬两口香烟，一边喝酒，一边兴奋地谈论女人，他觉得粗俗，一概不参与。
下井结束，高跃忠和工友们一样，脸染上煤灰。受访者供图
他读的大学虽然不是名校，但好歹是正儿八经的二本。“当时觉得丢人，一个本科生，辛辛苦苦读了这么多年，最后还是跟小学毕业、四五十岁的人一起去那个黑乎乎的地方，干同样的工作、拿同样的工资，真是白念了。”
唯一的好处是，每天早上9点，他都会准时戴上矿帽，穿上雨靴和深蓝色的工服，再把白毛巾缠在脖子上，踏上猴车缓缓向下。就像一个与外界切割的仪式，光线逐渐消失，耳边只剩下猴车节律的金属碰撞声，让周围显得更加寂静——只要到了井下，他就不用再背着地上的包袱。那里是一个纯粹的世界，几百米厚的地壳暂时隔绝了一切，包括外界的眼光和评价。
大部分时候，井下的工位都是独属于他一个人的空间。猴车控制员的工作相对清闲，有人要上下井就动动按钮，因为不能携带任何电子设备，过剩的时间竟成了他的困扰。
聊天是解闷的方式之一，可等到话题说尽，大家就自然垂下头休息，没多久，鼾声便会响起。高跃忠也会跟着睡去，老工人翻身的响动、吱吱呀呀的磨牙声绕着他，让他不断惊醒。
后来，他开始看书，每次下井都要在装着饮用水、零食的奶茶袋里塞本书，从《傲慢与偏见》《窄门》到《法治的细节》……几十本大部头都随他光顾过煤矿。
迷上阅读后，高跃忠变得越来越爱琢磨事了，井下许多时间是在思考中度过的。再往后，他发现在这个黑色的世界里，自己的感官也变得更加灵敏。手的触摸、步伐的节奏、目光的移动，都在与外界的交织中变得具体。
就连井下每时每刻都在吹的风，也有了细微变化。在他的工作面，“风温柔得像母亲的手抚摸着后脑勺和身体”，而在更深的地下，风是吼叫的，“像汹涌的海水猛烈拍击着沙滩”。
他开始观察周遭，煤尘在矿灯照射下四处乱窜，他形容“仿佛海洋里鱼群游过来”。他也逐渐理解那些粗俗的、没有追求的工友，他们为何安于此处、他们的生存哲学。
被高跃忠带去矿下的书被煤灰染黑。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这不同于过去。他在外面打拼时，时间分明是个奢侈品，他没空思考工作和提升之外的问题。
那时，他的每一天需要精确到秒，闹钟必须至少设3个，才会在6点准时把自己叫起来。眼睛还没睁开，手已经摸向手机，在刺眼的光亮里把铃声关掉，同时瞥见几条还没来得及回复的新消息。
洗漱、穿衣、抓背包，每个动作都必须熟练干脆，足够利索的话，他可以一边跟着早高峰的人潮往地铁走，一边把包子塞进嘴里吞咽，如果哪个环节出错，连早餐都没得吃。在北京时，这些经历几乎每天都在重复，他的通勤距离将近40公里，地铁需要坐20多站、耗费2小时，身边的每个人都匆匆上车，再沉默着、步调一致地跋涉，赶去换乘。
等他坐在电脑前，考验才真正开始。
屏幕上，十几条消息轮番弹出，这个电话还没打完，另一件事的催促声又在耳边响起，屏幕角落里的图标不停闪烁，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几小时，好像什么事都做了，却好像什么事都没完成。
不过，这些困扰都不足以让他退缩。决定到大城市闯荡时，他就做好了接受“快节奏”生活挑战的心理准备。他相信，这是一个成年人、职场人，必须经历的锤炼。他也不喜欢认输，只要沮丧的念头冒出来，他就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等工作能力提升了，一切就会游刃有余。
他也短暂感受过梦想一步步实现的充实感，尽管只有4个月。那家给他带来无限希望的线上教培机构，因为“双减”政策大规模裁员，他成为其中一个。
往后三年，他辗转在不同城市，待过外企和另一家互联网大厂，直到再次回到济南，第二次入职这家公司。只是，一切都不一样了。
2021年在济南工作的高跃忠深夜下班。受访者供图
“你对公司毫无用处”
11月初，高跃忠轮到了夜班，从晚上10点持续到第二天早上6点，外面天还没亮，矿区却始终醒着，硕大的运煤带横跨头顶，水塔和烟囱安静地列在空地，目送那些摩托车载着穿反光背心的煤矿工人，轰鸣着进出厂区。
即使昼夜不停，矿区的节奏也总是不紧不慢。这与一年前的那些深夜完全不同——再次回到那家教培机构后，高跃忠发现，凌晨一两点，公司整层楼还灯火通明，早上神采奕奕的同事们，此刻双眼无神地对着电脑批改作业。身处日光灯营造的永恒白昼里，他的感官逐渐麻木，直到胃部传来一阵痉挛，才会想起该休息了。
他计算过，那时每天要给至少100位家长打去电话，大于5分钟的有效通话时长超过6小时，面对面讲课一场20分钟左右，一天要讲十多场。为了挤出时间多打一通电话，他尽量不喝水，嗓子永远是沙哑的。有段时间，高跃忠莫名其妙出不了单、没有钱赚，整整半个月，他都在内耗和焦虑中度过。
“我比平常努力1万倍，大家不打电话，我还在打，大家觉得不行了，我还在打，即使我觉得不行了，也还在打。”身旁的墙面挂着“能打单子会服务”的标语，背后的同事双手合十对着电脑闭眼祈祷。他想放弃，但又没法躺平：“我不想拖团队的后腿，就算再拉垮也得努力，让别人看到。”
于是在领导走近时，他头不敢抬、眼睛不敢瞟，只是用力攥着手机继续打电话，让他看到自己还在努力。但电话挂断的瞬间，耳边响起的“嘟嘟嘟嘟”，好像在冷酷地说：“你对公司毫无用处。”
做销售时，高跃忠的业绩在公司排名靠前。受访者供图
他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每晚回家，只想躺在床上，任由失落的情绪浮上来。偶尔，和同组的朋友们聚会，大家不约而同地留在KTV唱到天亮，即便反胃、恶心、晕眩，第二天还要上班，也更愿意沉浸在震耳欲聋的音响里，任由压力和情绪宣泄，不愿离开。
自己好像很久没有感受过“成就”了，每天拼命打电话、卖力售课，换回银行账户里每月增长一次的数字，但这些课程质量如何、对学生有多大帮助，他一概不知。
有几个月，他的销售额稳定在小组第一，业绩超过规定的200%，光是提成就有6000多元，算上底薪已经过万，家里都是公司奖励的锅、电吹风、电影票，领导又开始看好他，同事们羡慕地请他别太努力了，让他们很有压力。但这些，依旧没能让他确认自己的价值。
只有一次，家长特意感谢他晚上还为学生辅导功课。这是他第一次觉得自己的努力拼搏，不仅仅是在高频切换和被动响应中，被兑换成一张张报表、一串串数字，而是为了一个具体的人。
“我到底在拼什么？”他越来越不清楚方向，该往哪去、该做什么，这些迷茫的、缥缈的念头不断往外蹦，像灰尘钻进毛孔，越吹越满，抹也抹不掉。
终于，在济南的最后几个月，高跃忠的身体先于意志崩溃了。
现在想起来，其实从年初的某个早上，他的身体就不对劲，在公交车上一阵眩晕，几乎就要晕倒了。去公司，电梯上升的那一刻，心脏咚咚跳个不停。到工位后，忙得不可开交的同事罕见凑过来：“你脸怎么这么白，怎么都冒汗？”身边的人还在给客户打电话，唾沫星子飞溅，即便他戴上耳麦，上百个人同时打电话的声音依然嗡嗡的，不断地，像海水一样层出不穷地涌来。
连续三四天，他都感到食欲不振，恶心、想吐、失眠。在为数不多的散步时刻，他看到晚高峰高架桥堵塞，心脏更难受了。挨到半夜，他给妈妈打去电话，带着一点哭腔、一点郁闷和一点愤怒：“我睡不着，关键是我要死了。”
柳林县城。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杨晓丽今年50岁了，生老病死，什么场面都见过，但接到儿子电话的那晚，她还是慌了。
那是和往常完全不同的通话，三更半夜把她吵醒，话却短得像漏气，声音急促，不断冒出“猝死”“辞职”的字眼。“先休息一下。”她只能安慰，反复两三通之后，电话不再打来，但没过几天，儿子传来消息，他辞职了。
杨晓丽最反对的就是辞职，她不在乎成功、职业、梦想、收入，只要稳定就行，最好能踏踏实实把一份工作干一辈子。但她又想起儿子几次回来，脑袋都耷拉着没什么精神，成了“闷葫芦”，也只好妥协：“身体要紧，辞职就辞职吧。”
到了2025年春节，舅舅传来消息，老家煤矿正好在招工人。那时高跃忠已经在太原，找到了一份初创公司新媒体运营的工作，工资不错，也有成长空间，但他还是决定辞职，回老家下矿。
以前，他觉得自己就应该坐办公室、吹空调、拿笔杆子。每个人都在告诉他，人要向上走。现在，他不想再和自己较劲了，为什么不能向下，去从事体力劳动？
掌控身体
相比地上，井下是一种完全不同的环境。高跃忠最先要做的，就是克服恐惧——担心猴车发生事故，把自己甩飞。还有漆黑的巷道、巨型的掘进机、快速传送的皮带以及地下水淹没矿井。井下的节奏也要重新适应，比如全年无休、没有节假日，8小时不能吃饭时的心慌、饥饿。
时间久了，这些渐渐成了他的习惯，坐猴车偶尔害怕，也是一时的、可控的，很快就恢复平静。他认可了煤矿的特殊性，多穿衣服、带些零食、多晒太阳。
高跃忠和工友们上夜班。受访者供图
除了控制猴车，他逐渐被安排了更多活儿，去水泵房泵水、跟着老工人在皮带巷检修，在“突突突”的机器声中，他拿着风镐、木楔子、钢管、铰链，调整皮带架子的高低。他们搬砖和水泥，打、砸、钻，“汗水珠子像下雨一样从头上坠落，衣服浸透粘在背上，胳膊酸了、乏了，力气用光了，呼哧呼哧地喘着粗气，眼镜也起了雾。”
这是一种彻底的、无法分心的疲惫。大脑清空了，只剩下呼吸、心跳，以及肌肉对抗重量的节律。在那一刻，焦虑没有立足之地。
不出半年，高跃忠发现自己的体重下降了20多斤，腰背似乎也更有力了，肩膀还酸痛着，可曾经用尽全身力气都抬不起来的重物，现在变得轻松不少。
他能清晰地感受到肌肉的发力，呼吸和心跳的速度。他的新陈代谢加快，感冒频率减少，即便降温，他在井下的衣服厚度也还和夏天一样。不同于之前的漂浮感，现在他觉得踏实，似乎重新掌控了身体。
虽然很大程度上，高跃忠是强迫自己快速接受这样的环境，但他也感受到了自己正在慢慢变得稳重、平静，融入这片黑色，在缺失阳光的天地里慢慢成长。
“这里是黑暗的国度，一切都是黑色，干净白皙的人儿转眼就会变成黑色。”高跃忠带下矿的书，不过六七天，边缘就被飘荡的煤灰染黑，自己的脸也不例外，他和朋友面对面，硬是没被认出来。
高跃忠在矿区的换衣柜。受访者供图
待得久了，他完全忘记自己是一个大学毕业生，而是像其他煤矿工人一样劳动，四五个人一起扛着五六米长、两三百斤重的U型管，齐齐喊着口号，他们顶着相同的黑色安全帽，都长着黑黢黢的脸，遇到熟人时，会露出一排白森森的牙齿，说笑一番。
他已经开始适应自己是一名矿工，至少不再羞耻。“都是凭劳动和时间换钱，没什么不一样的。”他告诉自己，既然选择了煤矿，就要接受一切变化与环境。
带着这些改变，高跃忠开始试着了解和他朝夕相处的工友们。
比起外界，矿区工人间的联系要紧密得多，毕竟在矿下，能依靠的只有彼此。有时他们要4个人一起搬运几十吨重的箱子，但凡一个人脱力，就都得停下休息，他们会大喊着“一二”的口号，保持步伐一致，也会给新人传授经验，怎么拧螺丝更省力、怎么让货物摆放更省空间，时间久了，彼此都有默契。
至于大家都不愿意提及的危险，比如真的发生了矿难，他们就是把命拴在一起的兄弟。
以前他不懂，工友们清楚煤矿的残酷，却还是任劳任怨，甘愿几十年在暗无天日的地底深处；也不懂为什么他们一出井就要先抽烟，得三四根才能过瘾，谈到好酒就吧唧嘴唇，喉头都在滚动。
现在他更加理解生活的无奈。这里清闲且稳定，生活可以一直这样过下去，在煤矿时间越长，就越有安全感，失去了改变的勇气。一旦跳出这里，就会不知所措，没有一技之长，不知道怎么谋生。
而节俭是因为，今天喝一点，明天喝一点，就可能把房子、车子给喝没了。还有那些呛人的烟味，那些粗鄙的话题，是对生存的确认，也是对生活的短暂逃避。
于是偶尔，高跃忠也喝上一杯，让自己沉浸在和工友们同等的晕眩中。
高跃忠平时阅读做的笔记。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不完美的生活
在猴车控制台待了3个多月后，高跃忠被调到了运料队。
高跃忠把它评价为“二线工种中最累的”活儿，内容依旧简单，只要把货物从车场运到井下就行。但实际上，这些货物动辄上百斤。高跃忠和一位工友抬第三根钢架的时候，就开始大喘气了，手掌已经磨红，但只休息四五分钟又要继续做，头上的汗就像没拧紧的水龙头，20根抬完，他感到自己手脚无力、腿肚发软、心跳加快，“咕咕咕咕”喝掉半瓶水，到最后4个人都没了力气，只能伸腿踢、用腰顶。
他只想说几句话，但喉咙没了力气，病人一样哼哼唧唧；即便隔着两三层衣服，肩膀也淤青了，手掌握成的拳头像个沙包，软塌塌。整个人碎成一摊烂泥，呼吸、心跳都只保持在最低机能，流干的汗水，似乎还在以某种看不见却能感受得到的力量压向身体。
高跃忠家门口常有运煤列车驶过。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杨晓丽记得，在运料队那三个月，她见最多的就是高跃忠躺在沙发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就睡着了。第二天，劳累又像疾病一样扩散到高跃忠全身，啃噬着身体，让精神完全没有时间思考别的事情。他不想上班，只想继续躺在床上。
在他眼里，煤矿不好的地方其实很多，每天下班在澡堂换衣服时，烟味、汗味、脚臭味混在一起，衣服总是汗津律的，更不用提阴冷与潮湿让他们患上严重的风湿病，身体佝偻着，因为常年见不到太阳，每个人的肤色都透着苍白，就连眼皮上都有道明显的“眼线”，事实上，那是残留的煤泥灰。
他去过最核心的采煤区，那里煤灰飞扬。“仅仅是鼻子吸入，就有种沉重感，不自觉吞咽了几口唾沫。”他看见一个人用钻机在地面打孔，煤泥水溅起，飞得到处都是，脚下的煤层是软的，过于湿冷的地方还长出了成簇的野蘑菇。有些地方需要水泵抽水，机器轰鸣。瓦斯味重得刺鼻，戴上防尘口罩也不顶用。两位经常在一线奔走的工人说，因为声音太过刺耳，只能戴着耳塞，说话靠喊，用了半年多才适应。
偶尔，高跃忠还是会翻一翻旧朋友的动态，其中一个发小依然留在北京，他搬到了离公司更近的地方，换过几份工作后工资跟着上涨，买房指日可待，而济南那个对着电脑祈祷业绩的胖子，现在比自己更努力，甚至升到了组长。如果自己当初不离开，现在是不是已经赚到更多钱、坐上更高的职位？
他怀念那些拼搏的时刻，同时依然不清楚自己未来是否留在煤矿、会去哪里，但答案已经不重要。即使不完美，在煤矿、在家乡，高跃忠已经重新感受到了生活。
11月初，高跃忠在柳林县工作的矿区。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一天的工作结束了，高跃忠坐上猴车，往地面去。光线一点一点变得温暖柔和，带着他重返日常。他不再需要向谁证明“选择”的正确与否，向上或向下，不过是生活的不同截面。重要的是，在几百米深的地心，和工友一起蹲扛几百斤的钢架时，他能清晰地听到自己的呼吸与心跳，感受双脚扎进泥土里。这是重新掌控身体，确信价值，与世界建立连接的实感。
“我变得稳重、平静，自己在那片黑色的缺失阳光的天地里正在慢慢成长，开始脚踏实地起来。”他在公众号里写道。
他走向亮着灯的家，并未加快或放慢脚步——此刻他不是在逃离，也不是在奔赴，只是走在一条他主动选择的、布满煤灰的路上。
新京报记者 左琳
编辑 杨海 校对 刘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