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国家战略深度研究报告（上）
——尹锡悦与李在明政府时期的政治、经济、军事与外交
文/铁鱼
摘要
韩国的国家战略自主性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其核心困境源于在安全上对美国的高度依赖与在经济上深度捆绑中国之间的结构性矛盾。这种二元依赖格局使得韩国在制定独立外交与安全政策时，始终处于大国博弈的夹缝之中，战略回旋空间受到极大限制。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韩国被迫面临日益严峻的“选边站”压力，任何试图在两大国之间寻求平衡的举措都可能引发其中一方的不满，从而损害其国家利益。这种困境不仅体现在宏观战略层面，更渗透到具体的政策制定中，例如，韩国在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和“四方安全对话”等机制时，必须审慎评估其对中韩经济关系的潜在冲击 。同样，当中国在经济领域采取反制措施时，韩国的安全依赖又使其难以进行对等回应，从而陷入被动 。这种两难境地迫使韩国的外交政策呈现出摇摆性和摇摆性，难以形成长期、稳定且具有高度自主性的战略框架。
1. 韩国国家战略自主性的挑战与应对
1.1 战略自主性的核心困境：在美中之间的平衡
韩国的国家战略自主性，长期以来是其内外政策的核心议题。身处中美战略竞争、朝鲜半岛复杂局势以及历史问题交织的东北亚，韩国在追求国家安全、经济利益与外交独立之间，面临着持续的结构性张力。其战略自主性的实现程度，不仅取决于其自身的国力与政策选择，更深受其与美国、中国、日本等大国关系的影响。本章节将深入剖析韩国在军事、经济及外交层面追求战略自主的历程、挑战与现实困境，并通过与日本的比较，揭示其独特的战略路径。
1.1.1 安全依赖与经济依赖的矛盾
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与对中国的经济依赖构成了其国家战略自主性最深刻的矛盾。在安全层面，韩美同盟是韩国国家安全的基石，驻韩美军的存在被视为抵御朝鲜核与导弹威胁的“防波堤” 。然而，这种依赖也意味着韩国的国防政策和军事指挥权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的制约。例如，关于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归属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是韩国追求国防自主的核心议题，但其进程却深受美国全球战略和朝鲜半岛局势的影响 。与此同时，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两国经济形成了高度相互依存的格局。2024年，中国占韩国贸易总额的比重高达24.3% 。这种经济联系为韩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但也使其在面对中国的经济压力时显得尤为脆弱。2016年的“萨德”危机就是一个典型例证，当时中国采取的非官方制裁措施给韩国造成了超过75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充分暴露了韩国经济对中国的敏感性依赖 。这种安全与经济上的“二元依赖”结构，使得韩国在制定对华和对美政策时，如同在钢丝上行走，任何一方的倾斜都可能引发连锁反应，危及其国家安全或经济命脉。
1.1.2 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对韩国战略自主性的限制
美国主导的同盟体系，特别是韩美同盟，在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也构成了对韩国战略自主性的显著限制。韩国的外交和军事决策在很大程度上需要与美国的全球战略保持一致。例如，尹锡悦政府时期，韩国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其外交辞令也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强调“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和“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这些表述被广泛认为是指向中国的 。这种战略上的“选边站”虽然强化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也压缩了韩国在中美之间进行战略对冲的空间。此外，美国通过“长臂管辖”等方式，对韩国的经济政策施加影响，尤其是在高科技产业领域，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政策与韩国的经济利益之间存在明显冲突 。例如，美国要求韩国加入对华技术封锁的行列，但这可能损害韩国半导体等产业的利益，因为中国是其重要的市场和供应链环节。特朗普政府时期，美国更是以“保护费”为名，向韩国施压，要求其大幅增加国防开支，这种交易型的同盟管理方式进一步凸显了韩国在同盟关系中的不平等地位，并对其主权构成了直接挑战 。李在明政府虽然试图推行“实用主义外交”，但在强化韩美同盟这一“政治正确”的压力下，其政策调整的空间依然有限 。
1.1.3 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对韩国经济政策的影响
中国作为韩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对韩国的经济政策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两国之间形成了高度不对称的经济相互依存关系，韩国对中国的依赖程度远超中国对韩国的依赖 。这种脆弱性依赖意味着，中国的经济政策和市场变化能够迅速传导至韩国，并对其经济产生巨大冲击。例如，2023年，韩国对华出口骤降19.9%，直接导致中国在其出口总额中的占比从峰值时期的近30%下降至19.7% 。这种变化迫使韩国政府和企业不得不重新评估其供应链安全，并推动“去风险化”战略，试图减少对中国市场的过度依赖。然而，这一过程充满挑战。一方面，中国市场的巨大体量和完整的产业链体系难以被完全替代；另一方面，任何明显的“去中国化”举动都可能引发中国的反制，从而加剧韩国的经济困境 。因此，韩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状态：既希望利用中国市场推动经济增长，又担忧过度依赖带来的风险。这种矛盾心态也反映在其外交政策上，即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而在安全和政治上则倾向于与美国结盟，形成一种复杂的“政经分离”格局。
1.2 国防政策与军事指挥权的自主性分析
韩国对国防自主性的追求，集中体现在其对战时作战指挥权的收回问题上。这一议题不仅是军事层面的指挥权归属，更是韩国民族自尊心和国家主权完整的象征。自朝鲜战争以来，韩国的战时作战指挥权一直由美军掌握，这使得韩国在理论上无法独立决定和指挥本国的战争行为。历届韩国政府，无论是保守派还是进步派，都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政治目标。然而，由于朝鲜半岛复杂的安全局势和韩美同盟的结构性制约，这一进程始终充满波折。近年来，随着朝鲜核威胁的加剧和中美战略竞争的激化，韩国国内对于国防自主的呼声日益高涨。李在明政府更是将“开辟自主国防之路”和“不卷入外部冲突”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核心主张之一，并明确表示希望在任期内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 。这一政策转向，反映了韩国在中美博弈加剧的背景下，试图通过增强自身军事自主性来降低被大国裹挟的风险，并提升其在地区安全格局中的话语权。
1.2.1 战时作战指挥权的历史与现状
战时作战指挥权问题是韩国国防自主的核心症结，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朝鲜战争时期。为了统一指挥多国部队，美国主导成立了“联合国军司令部”，并掌握了韩国军队的战时作战指挥权。战后，尽管韩国经济飞速发展，军事实力也大幅提升，但这一指挥权始终未能收回。1994年，韩国收回了平时的作战指挥权，但战时作战指挥权依然由美军掌控。进入21世纪，韩国政府开始积极推动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卢武铉政府时期，曾计划在2012年完成移交，但由于朝鲜进行核试验和地区局势变化，该计划被推迟。李明博政府和朴槿惠政府时期，移交计划也一再延期。文在寅政府曾希望在任内完成移交，但最终也未能实现。尹锡悦政府上台后，虽然强调加强韩美同盟，但也表示将在满足一定条件后推进移交工作。目前，战时作战指挥权的移交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其最终归属不仅取决于韩美双方的协商，更与朝鲜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密切相关。这一问题的长期存在，深刻反映了韩国在安全上对美国的结构性依赖，以及其在追求国防自主道路上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1.2.2 李在明政府收回战时指挥权的政策与可行性
李在明政府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作为其国防政策的核心目标，并展现出强烈的政治意愿。他在多个场合强调，韩国必须“开辟自主国防之路”，并明确表示“难以同意提升驻韩美军战略灵活性”，这被视为对前任尹锡悦政府亲美政策的调整 。李在明的政策主张，旨在通过收回战时指挥权，使韩国能够独立主导本国的防卫事务，避免被卷入大国之间的冲突，尤其是在中美战略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然而，这一政策的可行性面临诸多挑战。首先，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依然是韩国面临的最紧迫的安全挑战，在没有完全可靠的自主核威慑能力的情况下，韩国仍需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和延伸威慑。其次，韩美联合防卫态势已经运行多年，韩国军队在情报、监视、侦察等关键领域仍高度依赖美军体系，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自主。再次，收回战时指挥权需要与美国进行复杂的谈判，美国可能会提出更高的条件，例如要求韩国承担更多的防务开支或购买更多的美国武器。因此，尽管李在明政府有强烈的政治意愿，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的进程仍将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韩国在安全、经济和外交等多个层面进行周密的准备和权衡。
1.2.3 独岛争端等潜在冲突对国防自主政策的考验
独岛（日本称“竹岛”）主权争端是韩日关系中最为敏感的问题之一，也是考验韩国国防自主政策的试金石。虽然该问题目前处于相对平静的状态，但任何风吹草动都可能迅速升级为军事对峙。在这种潜在的冲突场景下，韩国的国防自主政策将面临严峻考验。一方面，韩国需要展现出维护国家主权的坚定决心和独立的军事应对能力，以回应国内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另一方面，作为美国的盟友，韩国在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时，都必须考虑美国的立场和韩美同盟的整体战略。
如果独岛发生军事摩擦，韩国的应对将直接受到战时作战指挥权归属的影响。在现行体制下，任何可能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军事行动，都需要与美军进行协调，甚至需要得到美方的同意。这无疑会限制韩国决策的灵活性和时效性。李在明政府推动收回战时指挥权，正是为了在这种突发情况下，能够由韩国自主决定和指挥军事行动。然而，即便收回了指挥权，韩国的军事行动也并非完全独立。韩美同盟依然是其安全战略的基石，美国在情报、后勤、空中支援等方面提供的支持，对韩国而言至关重要。因此，韩国在处理独岛等争端时，必须在展现自主决心和维持同盟团结之间找到平衡。这种平衡术，正是韩国国防自主政策复杂性的体现，也反映了其在地缘政治夹缝中寻求战略自主的艰难处境。
1.3 经济产业政策与供应链的韧性分析
在全球供应链重构和地缘政治竞争加剧的背景下，韩国经济产业政策的自主性和供应链的韧性面临着严峻考验。韩国经济高度依赖出口，其支柱产业如半导体、汽车、造船等深度融入全球产业链，这使得其经济对外部环境的变化极为敏感。近年来，美国推动的“友岸外包”和“去风险化”战略，以及中美之间的科技竞争，都对韩国的供应链安全构成了直接冲击。为了应对这些挑战，韩国政府开始积极推动产业政策的调整，试图在关键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和供应链多元化。例如，在半导体领域，韩国政府计划投入巨资，支持下一代半导体技术的研发，并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分散到越南、印度等东南亚国家，以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然而，这些努力面临着诸多困难。一方面，韩国企业在技术和市场上仍高度依赖美国、日本和中国，实现完全的“脱钩”既不现实也不符合其经济利益。另一方面，韩国国内政治极化也可能影响产业政策的连续性，使得长期战略规划难以有效实施。
1.3.1 全球供应链重构对韩国产业的影响
全球供应链的重构，特别是中美战略竞争引发的“脱钩断链”风险，对韩国产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韩国作为全球供应链中的关键一环，其半导体、电池、汽车等核心产业深度嵌入中美两国的经济体系，这使得韩国企业在两国之间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等政策，试图将高端制造业回流本土，并限制盟友向中国出口先进技术和设备，这直接冲击了韩国半导体产业的对华业务。例如，美国要求韩国企业不得向中国出口用于生产14纳米及以下先进制程芯片的设备，这对三星、SK海力士等韩国半导体巨头构成了巨大的经营压力。与此同时，中国也在积极推动供应链的本土化，减少对国外技术的依赖，这使得韩国企业在中国市场面临着日益激烈的竞争。为了应对这一局面，韩国政府和企业开始采取“中国+1”的策略，即在维持中国市场业务的同时，积极开拓越南、印度等新兴市场，以实现生产基地的多元化。然而，这种供应链的重构并非一蹴而就，它需要巨大的资本投入和时间成本，并且面临着新市场基础设施、劳动力素质等方面的挑战。
1.3.2 美日等西方资本对韩国大企业决策的影响
美日等西方资本在韩国大企业中的持股比例，是衡量其对韩国经济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具体的持股比例数据难以精确获取，但可以肯定的是，以华尔街为代表的美国金融资本在韩国主要财阀企业中拥有相当的话语权。例如，在三星电子、现代汽车等韩国代表性企业的股权结构中，外国投资者，特别是来自美国机构投资者，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这些外国股东通过董事会席位和股东大会投票权，能够对企业的经营决策、投资方向、利润分配等施加重要影响。这种资本层面的渗透，使得韩国大企业的决策不仅需要考虑本国的经济利益，还必须顾及外国股东的利益和诉求。在中美战略竞争的背景下，这种影响尤为突出。美国资本可能会利用其影响力，推动韩国企业配合美国的对华遏制战略，例如限制对华技术出口、将供应链转移至“友岸”国家等。这种来自资本层面的压力，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韩国政府推行独立经济政策的空间，并使其在维护国家经济主权方面面临更大的挑战。
1.3.3 韩国在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的供应链安全策略
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环境和供应链风险，韩国政府将确保半导体等关键产业领域的供应链安全提升到了国家战略高度。其核心策略可以概括为“技术自主”和“供应链多元化”。在技术自主方面，韩国政府计划在未来几年内投入巨额资金，支持下一代半导体技术、人工智能、量子技术等前沿领域的研发，力图摆脱对外国技术的依赖 。例如，韩国政府设立了规模超过100万亿韩元的“国民增长基金”，重点投资AI、生物、军工等未来战略产业，并计划在2030年跻身全球科技“前五强” 。在供应链多元化方面，韩国政府鼓励企业将生产基地从中国大陆分散到东南亚、印度、欧洲等地，以降低地缘政治风险。同时，韩国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IPEF）和“芯片四方联盟”（Chip 4），试图在盟友体系内构建一个更加安全和有韧性的供应链网络。然而，这些策略的实施也面临着挑战。技术自主需要长期的研发投入和人才积累，短期内难以完全实现。而供应链的多元化也可能导致成本上升和效率下降，削弱韩国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因此，如何在安全与效率之间取得平衡，将是韩国未来产业政策面临的核心课题。
1.4 与日本战略自主性的比较分析
韩国与日本作为美国在东北亚的两大重要盟友，在寻求国家战略自主性方面面临着相似的困境，但也走出了不同的路径。两国都深度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都与中国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都面临着历史问题和国内政治的挑战。然而，由于国情、历史经历和战略文化的差异，两国在追求自主性的具体方式和侧重点上存在显著不同。
1.4.1 两国在对美军事依赖上的异同
韩国和日本在对美军事依赖上既有共性，也有差异。共性在于，两国都将美国提供的“核保护伞”和前沿部署的美军视为其国家安全的基石。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都难以完全摆脱对美国的军事依赖，独立应对地区安全威胁。然而，在依赖的具体形式和程度上，两国有所不同。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其安全威胁更多来自海上和空中，因此其防卫政策更侧重于发展海空力量，并与美军在西太平洋地区的战略进行深度整合。日本通过《日美防卫合作指针》等文件，明确了其在美军介入地区冲突时的支援角色，其军事基地也成为美军在印太地区最重要的战略支点之一。
相比之下，韩国的安全威胁主要来自陆地，即朝鲜的常规军事力量和核威胁。因此，韩国的国防政策更侧重于发展强大的陆军和导弹防御能力。韩美同盟的核心任务是“共同防御朝鲜”，其军事指挥体系和作战计划也主要围绕朝鲜半岛的突发事态而设计。韩国在追求自主国防的过程中，更强调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以实现由本国军队主导半岛防务的目标 。此外，日本在军事技术领域拥有更强的自主研发能力，其在舰艇、战斗机、潜艇等领域的技术水平世界领先。而韩国虽然在某些领域（如K9自行榴弹炮）取得了成功，但在更尖端的系统（如隐身战斗机、核潜艇）上，对美国的依赖程度更高 。这种差异也影响了两国在与美国进行军事合作和谈判时的议价能力。
1.4.2 两国在经济结构和对华关系上的差异
在经济结构和对华关系方面，韩国和日本也存在显著差异。日本作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其国内市场更为广阔，经济结构的多元化程度更高，对单一海外市场的依赖度相对较低。虽然中国也是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日本企业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布局更为广泛，其在中国以外的亚洲、北美和欧洲市场都有深厚的根基。这使得日本在应对中国经济波动或政治压力时，拥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相比之下，韩国经济对海外市场的依赖度更高，且对中国的依赖尤为突出。中国不仅是韩国最大的出口市场，也是其许多中间产品和原材料的进口来源地。这种高度依赖使得韩国在面对中美关系紧张时，承受的压力更大。此外，两国在产业竞争格局上也存在差异。日本在高端材料、精密仪器、工业机器人等领域拥有核心技术优势，而中国在这些领域仍在追赶。韩国则在半导体、显示面板、汽车等终端消费品领域与中国形成了直接的竞争关系。随着中国产业升级的加速，韩国在这些领域的竞争优势正面临严峻挑战。这种竞争关系，使得韩国在处理对华经济关系时，既要寻求合作，又要防范竞争，其政策选择比日本更为复杂和敏感。
1.4.3 两国在寻求战略自主性上的不同路径与挑战
基于上述差异，韩国和日本在寻求战略自主性的路径上也展现出不同的特点。日本的路径可以概括为“借船出海”，即在强化美日同盟的基础上，利用美国的战略支持，来提升自身的军事和政治影响力。日本通过修改宪法解释、解禁集体自卫权、发展反击能力等一系列举措，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的束缚，其军事战略正从“专守防卫”向更具主动性的“攻守兼备”转变。同时，日本也积极参与“四方安全对话”（Quad）、AUKUS等美国主导的多边安全机制，试图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安全架构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其挑战在于，如何在提升自主能力的同时，避免被卷入美国主导的大国冲突，以及如何平衡国内和平主义思潮与外部扩张压力。
韩国的路径则更侧重于“自主平衡”，即在维持韩美同盟的同时，努力提升自身的国防和经济实力，并在大国之间寻求战略平衡，以最大化其国家利益。韩国将收回战时作战指挥权视为实现国防自主的象征，并大力发展本国的国防工业 。在外交上，韩国推行“实用主义外交”，试图在美日同盟和对华关系之间走钢丝，避免完全倒向一方 。其挑战在于，其战略自主性的实现高度依赖于外部环境的稳定，一旦中美战略竞争激化或半岛局势失控，其平衡策略将难以为继。此外，国内政治的极化也使得其外交和国防政策缺乏连续性，保守派和进步派政府在对美、对华、对朝政策上的巨大差异，削弱了韩国战略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也为其寻求长期战略自主增添了变数。
2. 韩国国内政治格局与党派博弈
2.1 政治极化：保守派与进步派的对立
韩国的政治生态长期以来呈现出显著的极化特征，其核心是代表不同意识形态、政策主张和利益集团的保守派与进步派之间的深刻对立与激烈博弈。这种对立不仅体现在国会立法和政府决策层面，更渗透到社会舆论、媒体话语和民众日常生活中，成为影响韩国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的关键变量。保守派，通常以国民力量党为代表，其政治基础主要来源于大企业和城市中产阶级，强调自由市场经济、法治秩序和与美国的紧密同盟关系。在外交上，他们倾向于对朝强硬，并积极融入美国主导的全球战略，视中国为主要战略竞争者。尹锡悦政府上台后，其推行的“价值观外交”和强化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的政策，是保守派政治理念的集中体现 。
与保守派相对，进步派，主要以共同民主党为代表，其支持者更多地来自劳工阶层、青年学生和进步知识分子。他们更关注社会公平、福利国家建设和南北和解。在经济政策上，进步派主张加强政府对经济的干预，缩小贫富差距，并对财阀势力进行更严格的监管。在外交上，他们倾向于对朝接触和对话，寻求在中美之间保持战略模糊和平衡，并主张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采取更强硬的立场。文在寅政府时期的“阳光政策”和对华友好姿态，以及李在明政府提出的“实用主义外交”，都反映了进步派的政治主张 。这种根本性的理念差异，导致两党在几乎所有重大议题上都难以达成共识，国会常常陷入无休止的争论和程序性阻挠，政府的政策议程也因此难以顺利推进。
政治极化的加剧，对韩国的政治生态和社会心理产生了多重负面影响。首先，它导致了政策的短视和不连续性。由于政权更迭往往伴随着执政党派的轮换，新政府上台后常常会推翻前任政府的政策，导致国家发展战略缺乏长期规划和稳定性。例如，在对朝政策和能源政策上，保守派和进步派政府的反复摇摆，使得相关问题难以得到持续有效的解决。其次，政治极化加剧了社会分裂。不同政治立场的民众之间缺乏对话和互信，社交媒体上的政治攻击和仇恨言论泛滥，使得社会共识难以形成。这种对立情绪甚至影响到了家庭关系和人际交往，造成了深刻的社会创伤。最后，持续的政治斗争消耗了大量的政治资源和社会精力，使得政府难以集中精力应对经济发展、社会改革等更为紧迫的民生问题，从而损害了国家的整体竞争力。
2.1.1 尹锡悦政府的保守派政策与影响
尹锡悦政府（2022-2025年）代表了韩国保守派的强势回归，其政策主张以“价值观外交”和“亲美疏华”为核心，深刻地改变了前任文在寅政府的对外政策基调，并对国内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外交与安全领域，尹锡悦政府将强化韩美同盟作为首要任务，积极参与美国的“印太战略”，并试图修复因历史问题而疏远的韩日关系，以构建一个针对中国的“韩美日三边安全合作”框架。在对朝政策上，尹锡悦政府放弃了“阳光政策”，转而采取强硬立场，强调以“威慑”和“制裁”来应对朝鲜的核与导弹威胁。这些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巩固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但也导致了与中国关系的紧张，并使得朝鲜半岛的局势更加复杂严峻。
在国内政策方面，尹锡悦政府推行了一系列亲商、减税的经济改革措施，试图通过改善营商环境来刺激经济增长。然而，其政策也因其对财阀的偏袒和对劳工权益的忽视而受到批评。更重要的是，尹锡悦政府的执政风格加剧了韩国的政治极化。其政府被批评为“只对支持自己的势力开放”，缺乏与在野党和反对派的沟通与妥协，导致朝野对立空前激化 。最终，这种政治上的极端对立，加上其夫人金建希等人的丑闻，以及其在处理民生问题上的不力，导致其支持率持续低迷。最终，尹锡悦在2024年底发布违宪的“紧急戒严令”，试图以此打击在野党，这一举动直接引爆了政治危机，导致其被国会弹劾并最终被宪法法院罢免 。尹锡悦政府的下台，不仅是其个人政治生涯的终结，也标志着韩国保守派路线的一次重大挫败，为进步派的回归铺平了道路。
2.1.2 李在明政府的进步派政策与影响
李在明政府于2025年上台，标志着韩国进步派在经历了尹锡悦政府的保守路线后重新掌权。其政策主张旨在对前任政府的内外政策进行“拨乱反正”，并试图在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寻求新的平衡。在外交上，李在明政府明确提出了“实用主义外交”的口号，强调以国家利益为中心，改变过去“对美一边倒”的阵营外交基调 。其核心目标是在坚持韩美同盟的同时，积极修复和发展与中国的关系，并寻求与俄罗斯的务实合作，试图在美、中、俄等大国之间构建一个动态的、有利于韩国的平衡格局 。在对朝政策上，李在明政府可能会回归更具接触性的政策，寻求通过对话来缓解半岛紧张局势。
在国内政策上，李在明政府将重心放在了恢复民生和经济上，承诺推动社会福利改革，解决物价飞涨、贫富差距等民众关切的实际问题 。同时，其政府也面临着清算尹锡悦政府“内乱”行为的巨大压力。李在明在就职演说中提出要“清算内乱头目”，并设立特别检察组彻查相关责任人，这既是回应其支持者的诉求，也旨在重塑法治和宪政秩序 。然而，这种“清算”也面临着加剧政治对立的巨大风险。李在明政府能否在“清算”与“和解”之间找到平衡，将直接影响其能否弥合社会裂痕，实现其政策目标。此外，共同民主党在国会中占据多数席位，这为李在明政府推行其政策提供了便利，减少了像尹锡悦政府时期那样的政治掣肘 。但如何有效应对国内保守势力的反扑和美国的压力，将是其“实用主义外交”能否成功的关键考验。
2.1.3 政治极化对社会稳定与政策连续性的影响
韩国的政治极化现象对社会稳定和政策连续性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首先，政治极化加剧了社会对立和冲突。保守派和进步派的支持者在历史观、国家认同、对外政策等核心问题上存在着难以调和的分歧，这种分歧常常通过社交媒体、街头抗议等方式被放大，导致社会舆论的撕裂和对立情绪的激化。其次，政治极化导致国家政策缺乏连续性和可预测性。由于总统任期只有五年且不能连任，新政府上台后往往会推翻前任政府的政策，导致国家发展战略缺乏长期规划和稳定性。这种“政策钟摆”现象不仅浪费了大量的行政资源，也让企业和社会感到无所适从，不利于国家的长期发展。最后，政治极化也削弱了韩国应对内外挑战的能力。在面对朝鲜核问题、中美战略竞争等复杂局面时，韩国需要形成超越党派分歧的国家共识，但由于政治极化的存在，朝野双方往往难以进行有效的合作，从而错失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
2.2 未来政局走向研判
2.2.1 国内政治力量的消长与重组
尹锡悦总统被弹劾下台后，韩国国内政治力量正经历一次深刻的消长与重组，未来政局走向充满了不确定性。对于保守派阵营而言，这无疑是一次沉重的打击。执政的国民力量党不仅失去了总统职位，还在国会中处于劣势，其社会公信力因“亲尹派”力保尹锡悦而严重受挫 。党内“亲尹”与“非尹”派系的分裂加剧，前雇佣劳动部长官金文洙、前大邱市长洪准杓等潜在候选人支持率低迷，难以形成对李在明的有效挑战 。保守派阵营当务之急是完成内部整合，推出单一候选人，以集中选票，但这在当前的混乱局面下困难重重。尹锡悦的铁杆支持者，特别是极右翼社会团体，也不会善罢甘休，可能会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继续制造事端，加剧社会对立 。
相比之下，进步派阵营，特别是以李在明为首的共同民主党，正处于有利地位。在野党主导的弹劾成功，极大地提振了其士气。由于进步阵营普遍希望彻底清算尹锡悦的“内乱残余”，各派联手支持李在明成为单一候选人的可能性极大，这将形成对分裂的保守阵营的压倒性优势 。然而，李在明政府也并非高枕无忧。其面临的挑战同样艰巨：如何弥合因弹劾案而严重撕裂的社会，如何兑现其改善民生的承诺，以及如何在“实用主义外交”的框架下应对来自美国的巨大压力。未来韩国政局能否稳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各方能否在动荡中寻求理性平衡，以及新政府能否有效处理国内的经济困境和政治对立 。
2.2.2 民众对政治改革的诉求与影响
韩国民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对政治改革的诉求日益强烈，这将对未来的政局走向产生深远影响。长期以来，韩国政治被诟病为“精英政治”和“财阀政治”，普通民众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忽视，社会上升通道被堵塞。高房价、就业难、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进一步加剧了民众，尤其是年轻人的不满情绪。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建立一个更加公平、透明和包容的政治体系。这种诉求体现在对政治人物的“道德洁癖”要求上，任何涉及腐败、特权等问题的政治人物，都会遭到民众的强烈抵制。同时，民众也要求政府在社会经济政策上做出更大的改变，通过提高税收、加强监管、扩大福利等方式来解决社会不平等问题。李在明政府上台，在一定程度上正是迎合了这种改革诉求。然而，改革必然会触动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因此必然会面临巨大的阻力。未来，韩国政府能否有效回应民众的改革诉求，将是其能否获得持续支持的关键。如果改革停滞不前，民众的不满情绪可能会再次爆发，甚至引发新的政治动荡 。
2.2.3 长期政治发展趋势与挑战
从长期来看，韩国政治发展面临着一系列深刻的挑战。首先是人口结构的变化。韩国是全球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其生育率已降至世界最低水平 。人口老龄化和少子化将对韩国的社会保障体系、劳动力市场和经济增长构成长期压力，并可能引发代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次是经济结构的转型。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到来，韩国的传统制造业优势正在受到挑战，而新兴产业的发展又面临着激烈的国际竞争。如何通过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来保持经济竞争力，将是韩国政府面临的长期课题。最后是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中美战略竞争的长期化、朝鲜核问题的悬而未决、以及日本右翼势力的抬头，都给韩国的国家安全带来了严峻的挑战。如何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维护国家利益和战略自主性，将考验着韩国政治家的智慧和勇气。这些长期挑战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韩国未来政治发展的宏观背景，任何一届政府都无法回避 。
2.3 民间对国家定位与对美日的心理态度
2.3.1 韩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与定位
韩国民众的国家认同和定位，是在其独特的历史经历和地缘政治环境中形成的，呈现出复杂而矛盾的特征。一方面，韩国人对本民族悠久的历史和文化感到自豪，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在社会中普遍存在。这种民族主义在对外关系中，常常表现为对历史问题（如日本殖民统治）的敏感和对国家主权（如独岛争端）的坚决捍卫。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受到大国（中国、日本、美国）的影响和支配，韩国民众的国家认同中又带有一种深刻的“小国”意识和不安全感。这种不安全感使得韩国在制定对外政策时，常常需要在维护民族自尊和寻求大国保护之间进行艰难的权衡。在经济上，韩国已经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其民众也普遍认同本国是一个“经济强国”。然而，在政治和军事上，韩国仍然高度依赖美国，这使得其“强国”地位显得并不完整。这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构成了韩国民众国家认同中的一个核心张力，也影响着他们对国家未来发展方向的选择 。
2.3.2 民众对美国、日本的复杂心理与态度
韩国民众对美国和日本的态度呈现出一种复杂且矛盾的心理，这种心理深受历史、安全、经济和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对美国的态度，总体上是积极和信任的，但背后也潜藏着疑虑和不满。多项民调显示，美国是韩国人最信任的国家。例如，首尔大学亚洲研究所2021年的一项调查显示，71.6%的受访者认为美国是值得信任的国家，远超其他国家 。另一项调查也显示，超过九成的韩国人认为“韩美同盟很重要”，对美国的“情感温度”也高居榜首 。这种亲美情绪根植于韩国对美国的安全依赖，以及战后美国在韩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深远影响。韩国从幼儿园开始接受的美式教育、基督教的普及以及美国流行文化的渗透，都塑造了韩国人对美国的亲近感 。
然而，韩国民众对美国的信任并非毫无保留。历史上，美军在韩国的暴行（如2002年美军轧死女学生事件）曾引发大规模反美浪潮 。近年来，美国要求韩国承担更多防卫费、在贸易问题上施压，以及将韩国绑上遏制中国的战车等做法，也引发了韩国国内对美国“霸权主义”的批评和担忧。韩国民众普遍希望韩美关系是平等的伙伴关系，而非单方面的依附 。
相比之下，韩国民众对日本的态度则更为负面和复杂。尽管韩日两国在地理上相近，在经济和安全上有合作需求，但历史问题始终是横亘在两国关系之间的巨大障碍。日本对朝鲜半岛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以及在历史问题上的错误态度，使得韩国民众对日本普遍怀有强烈的反感和不信任。民调显示，日本是韩国人好感度最低的国家之一，其“情感温度”甚至低于中国和朝鲜 。这种负面情绪直接影响了韩国政府的对日政策，使得任何试图改善韩日关系的举动都面临巨大的国内政治风险。尽管尹锡悦政府曾试图“放下历史”，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但这在韩国国内引发了巨大的争议和反对。因此，韩国民众对日本的复杂心理，将继续成为制约韩日关系发展的关键因素。
2.3.3 民间态度与现实国家地位的矛盾及其对政局的影响
韩国民间对国家定位和对美日的复杂态度，与韩国现实的国际地位之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对韩国政局和民众心理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方面，韩国民众普遍希望本国能够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中等强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然而，在现实中，韩国在安全上依赖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紧密相连，其外交政策的选择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常常让韩国民众感到沮丧和无力，并可能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情绪。另一方面，韩国民众在对美、对日问题上的分歧，也加剧了国内的政治对立。保守派和进步派政府在处理对美、对日关系时，常常面临来自国内民意的巨大压力。例如，尹锡悦政府在对日政策上的“低姿态”，就引发了国内民众的强烈抗议。未来，如何引导民众形成理性的国家认同和对外部世界的客观认知，如何平衡民间的期望与现实的国家利益，将是韩国政治精英面临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