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自《近代中国的落后，是一场系统版本与管理层的双重事故》评论区，标题为小编添加】
你的历史观和对历史事实的表述都是错误的。
正确的历史观，需要对文明的最终前途和出路负责，而不是对祖宗的历史路径负责。
你的历史观，其基本逻辑是从哪里来决定到那里去，人不能主动改变历史走向，而必须以被动对危机做出响应的方式改变历史走向。这种逻辑下，在未来危机可以任意大的客观条件下，最终文明必定死路一条——总有足够大的未知危机，这种被动响应和“失败乃成功之母”的思维方式无法应对。
对文明最终前途和出路负责，就必须尽早尽一切可能主动认识客观规律、主动创造一切对文明有利的新事物、主动引导文明自主进化。
地球上的确没有任何文明已经具备这种正确史观，但在某些具体方面，却有更正确和更错误的明显区别。基本产生于同一个时代的古希腊思想和中国传统思想，在面对一般性认识这个特定领域时，就存在这样的更正确与更错误的区别（其他领域则各有千秋）。
历史事实，古希腊思想和西方基督教是有完全不同起源地、不同起源时间的完全无关的东西，它们在罗马帝国时代才有交会，基督教只是继承了柏拉图那派别的唯心主义思想，这部分后来被西方集成和发展，另外并不符合宗教理念的部分，则在不同时代再次被西方继承。西方表面上看有类似你说的历史，但从古希腊思想以来的一般性认识历史更长，它包含但不限于西方的认识发展历史。你拿西方认识发展的历史来和中国认识的发展历史对比，这首先就是你对历史事实的断章取义。
西方的认识历史本身，也不是你说的那种具有先天的宗教理念优势，而是宗教一直是一般性认识发展的最主要障碍。宗教统治的目标和科学的目标一直是相悖的，科学一直遭到残酷打压和迫害，哥白尼、布鲁布、伽利略的境遇非常典型地说明了问题。西方一般性认识的发展效率奇低，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有宗教限制——如果没有的话，科学革命至少应该提前几百年发生。是我们早早在实践上领先却被后来反超的事实让你有了西方发展高效的错觉，你在按这个错觉表述历史，而事实上我们比西方整体发展效率更低才是最关键的事实——同样的有文字历史，到1840年为止，我们用了3500年以上，而西方则不到1500年，这是个不发展一般性认识和低效率发展一般性认识的差别。
你的历史观和历史事实的错误，动机应该是试图诠释祖宗没犯大错误，以此来获得现在生存发展的正当性和自信，这种动机是毫无道理的。文明历史上犯过再大的错误，最多只影响到必须为此付出足够代价，而并不直接对应带其是否有最终前途和出路。及早认识和改正错误可以减小错误的代价，及早建立正确的历史观、文明观，才对文明的未来更有利。文明的未来，主要取决于其更晚怎么做，而不是其更早曾经怎么做过，可以说，你的自信完全找错了基础。
你这一下子把讨论维度拔高了啊😓
我认为，历史并非在主观决定与环境决定间二选一，而是一场 “棋手与棋盘”的永恒博弈。卓越的棋手（文明中的主动创造者）可以在棋盘规则（地理、技术、认知水平等物质条件）内走出妙手，甚至推动规则演化，但他无法凭空变出棋盘上没有的棋子。所谓“正确”的历史观，首先应是 诚实的历史观：它承认任何时代的“正确选择”都受限于当时的认知疆界与物质条件。儒家思想在维系超大规模农业帝国的稳定上是高效的“正确”，正如希腊哲学在培育公民辩论与抽象思辨上是奠基性的“正确”。两者的“正确性”都高度依赖于它们所要解决的特定文明课题。
因此，“正确性”本身是历史的、具体的、有情境的。一种文明路径的“高效”或“低效”，只有在明确了 “要解决什么问题”以及“在何种约束条件下” 才有评判意义。将某种路径（如西方的“一般性认识”路径）抽象为超越时空的、唯一的“正确”标准，可能落入了误区。
我认为，文明的韧性，既不在于固守某种曾被视为“正确”的路径，也不在于全盘否定自我去追逐另一种“正确”，而在于保持一种 “元认知”能力。即清醒的意识到自身认知框架的历史性局限，并在与不同文明的对话中，持续拓展“棋盘”的边界，从而为下一代“棋手”创造更广阔的可能空间。这是一种更动态的“正确”。